《浣纱记》叙吴、越兴亡的故事，而以范蠡、西施为中心人物。唯穿插他事过多，头绪纷烦，叙述时有不能一气贯串之处，描写也过嫌匆促。其擅胜处只是排场热闹，曲调铿锵而已。像范蠡、西施那么重要的人物，也未能将其个性活泼地表现出来。唯写伍子胥与伯嚭则颇为尽力，盖那样的人物本来是比较容易写得好的。《浣纱》亦名《吴越春秋》（据《艺苑卮言》），王世贞评其“满而妥，间流冗长”。吕天成亦谓：“罗织富丽，局面甚大。第恨不能谨严。中有可减处，当一删耳。”实则其病乃在太简率，并不在太“冗长”。她仅于叙述吴、越兴亡的大事中，插入西施、范蠡的一件悲欢离合的事件，大不似一般传奇的以生旦的遭遇为主体的样子。
三
与伯龙同时的重要戏剧作家，有郑若庸和张凤翼二人。风翼到万历末尤存；而若庸则时代较早。这二人恰好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。若庸的时代，是嘉靖间诸藩王尚为文士的东道主的时代。凤翼却不曾做过诸侯的上客；他只是一位卖文为活的文人。这两个时代便是明代中叶和明万历以后的大不相同的所在。自藩王不复成为文士们的东道主，诸藩的编刻书籍的风气消歇了以后，江、浙的书肆主人们便代之而兴。文士们所依靠者乃为求诗求文的群众，以及刻书牟利的书贾们，而不复是高贵清华的诸侯王了。所以明末书坊所编刻的许多通俗的书籍，便应运而兴，文士们也几半为生活而著作着，一时且呈现着竞争市场的气象。吴兴凌、闵二家的争印朱墨刊本；安徽、浙江乃至苏州、金陵之纷纷刊布小说、戏曲，都可以说是因此之故。至于福建，本是书贾刊书牟利之乡，那更不用说了。张凤翼乃是其中的许多卖文为活的文士之一。而郑若庸也许便是最后一位曳裾侯门的学者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