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之，在天人关系上，孔子有重人事轻天命的倾向，孟子高举天命论的旗帜，但他的天命仍然以人心为转移，荀子提出天人相分，主张天命不与人事，而以人事为本，这些都表现了人本主义的色彩。孔孟荀都重视命运，对历史必然性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。
（四）历史中的古与今
古与今是有关历史发展样式的重要问题，也是历史之变与常如何表现的重要问题。周公在向被征服的殷人训话时多次援引商汤革夏的故事，证明武王伐纣的合理性，这是古今一体的观点，表现了变常统一的特点。先秦儒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
孔子自称“好古”，以为自己有知皆因努力学习古代文化，并以传承古（周）代文化为己任（《述而》）；对古代文化遭到破坏而感到惋惜和义愤（《八佾》）。
孔子的“古”指的是什么时候呢？孔子生活在东周，他经常称赞尧舜这样的远古圣人，但在具体论述上又常以西周为政教的理想。《八佾》：“子曰：‘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’”[166]三代比较起来，周借鉴了夏商的文化，有更高的造诣，因此从周。对于古代文化，孔子主张述而不作（《述而》），通过述来作，即在尊重传统中求传统的延续和发展。孔子的思想表现出古今一体的特点。对于春秋时期王权式微、诸侯力政、陪臣执国命的历史现象，孔子是不满意的，[167]不过，相对于三代，春秋只不过是短暂的历史时期，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孔子来说，那只是眼前的现实，他的好古，恰好是不满意于现实的表现，不足以代表他的历史观的全部。更何况，孔子对他的时代并未绝望，对诸侯甚至陪臣，也没有仇恨到不共戴天的地步，他和弟子们出入于季氏门下，与三桓往来密切，他本人甚至曾想过要投奔反叛季氏的陪臣公山弗扰，希望借助他的力量在东方复兴周道。[168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