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以注意到，对孟子而言，本然和当然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。从出发点来看，人本然地就具有道德意识和理性意识，从而，在本然意义上都是人，但是在现实存在过程中，这些已有的道德意识可能会失落，所以还需要成其“当然”，所谓“求其放心”就可视为达到当然的具体途径。在孟子那里，达到当然，同时意味着回到本然。比较而言，在儒家的另一些系统，如荀子的哲学那里，本然和当然往往处于分离状态。荀子持“性恶说”，其认为：“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。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利焉，顺是，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。生而有疾恶焉，顺是，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。生而有耳目之欲，有好声色焉，顺是，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。然则，从人之性，顺人之情，必出于争夺，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。故必将有师法之化，礼义之道，然后出于辞让，合于文理，而归于治。用此观之，然则人之性恶明矣，其善者伪也。”[10]依此，则人的本然状态至少包含向恶的趋向，后者与“当然”显然难以相容。“当然”意味着合乎礼义规范，在荀子看来，从本然到当然，需要经过“化性其伪”的过程。“化性”也就是改造可能导向恶的本然之性，由此使人成为符合社会规范（礼义）的存在。不难注意到，对荀子而言，本然和当然彼此相悖，唯有否定本然，才能达到当然。在这方面，荀子与孟子显然展现了不同的思维趋向。